这是一个理性的选择，也为中国的经济赶超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例如，当时有一个普遍的税收政策是三年两减半，即外资及合资企业在创办的前三年，所得税全免，后两年所得税则减半。内容提要：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民营经济与外资经济一样，实现了从无到有、由弱到强的高速发展，已经形成了国有经济、民营经济与外资经济三足鼎立的新格局。

目前，6成多的汽车销售市场被外资经济占有，而中国高端汽车大多为国外品牌，中国本土自主品牌的高端汽车基本没有。二是在一些新兴的、初始投资不大、能够弯道超车的行业，民营经济完全可以利用体制机制的优势，加快发展。[6] 在这个阶段，由于理论认识的局限和政策的不稳定，民营经济发展确实受到了来自国有经济和政府政策的诸多限制，把民营经济发展困难的板子打在国有经济的屁股上应该不算冤枉。在经济发展由高速转向中高速的新常态背景下，市场规模与市场范围的相对稳定性就变得更加明显。但在市场逐渐成熟后，通过技术、品牌等因素不断提高产品和服务的差异化水平，增强消费者的心理偏好，在市场规模与市场范围分割中就会处于越来越有利的地位。

外资经济继续在中国市场取得突破，对华产业控制水平进一步提升。当然，这一目标的实现也有赖于公共经济政策的相应调试及配合。知识分子参与商业经营，精英人物参与商业活动，提高了商人的道德操守和社会责任。

我们今天再来看义利之辨，会发现在孔子和孟子那里，是两个完全不同层次的东西。我将这些缺陷归纳了一下，一共分为六大误区：一是缺乏独立的人格，跟政府过于密切。作为政府官员，要呵护企业家，和企业家做朋友，而不是像有的地方官员那样杀鸡取卵。例如张瑞敏，海尔当初就是一个集体企业。

关于商、商人，讨论最多的就是一个人应该如何处理义和利二者之间关系的问题。在中国历史上有三大主题：义利之辨、华夷之辨、君子与小人之辨，贯穿了中国两千多年的社会发展历史。

《鞍钢宪法》的基本内容是两参一改三结合，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二是近代工业化初期的企业家精神。韦伯认为是新教伦理催生了资本主义精神，也就是企业家精神，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经济本身的崛起和企业家阶层的出现，催生了新教伦理，改变了传统的基督教伦理。我们强调，企业家精神并不神秘，它只是一个随着经济活动的繁荣和社会的进步发展而自然涌现出来的产物。

像宋志平这样的中央企业、国有企业企业家还有很多，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自觉地将企业命运和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上，主动担当，积极作为，这就是中国特质的企业家精神。其实中国的近代化虽然开始很早，却并没有完成把国有经济进一步退出竞争性产业，甚至退出某些自然垄断领域当做民营经济发展的救命稻草，也不利于中国民营经济的内省，不利于从更深层次挖掘民营经济发展瓶颈的内部原因，更不利于民营经济在整合外部环境方面采取正确的策略行为。例如在财政政策方面，可以通过财税、转移支付等政策工具，规范民营企业收入，适当减少民营企业税收负担，推动民营企业的发展。

在当代的全球博弈中，国有企业说到底是国家企划事业，涉及中国的身家性命。中国的一些知名化妆品也没有逃过被外资收购的命运，如大宝被美国强生收购、丁家宜被科蒂集团收购，等等。

事实上，在市场规模与市场范围有限的条件下，在资本、技术、品牌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的外资已经成功控制了中国竞争性产业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民营经济的成长。二是民营企业家应该充分认知国情与世情，提升战略思维能力。

[7][8]吴晓波：《激荡三十年》（上），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24、153页。国有经济改革成效不明显，亏损面扩大，外资经济全面进入中国市场，来自国有经济和政府方面的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因素减少。以负面清单管理为主要特征的政府管理经济方式方法的变革将使民营经济直接受益。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主要产品和服务的市场规模与市场范围急速扩张，影响需求也是影响市场规模和范围的因素十分复杂，成本、价格、技术、品牌、物流等等都在发挥作用。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强调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六是在利益空间日益变窄、风险增大的传统领域，民营企业可以通过混合多角化，向上游、下游及其他相关领域延伸触角，增强获利能力，防范风险。

[1]据此，破解民营经济发展困境的对策也被归结为进一步降低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使国有经济完全退出竞争性领域，甚至退出如自然垄断领域等国民经济命脉部门，不再与民争利，为民营经济的发展让出足够的空间。一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民营企业跟随式的产业结构调整，找准产业发展的定位。

众所周知，1956年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结束以后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民营经济一度绝迹。国有经济作为全民所有制经济的一种载体形式，承载国民福祉和共同利益，与民营经济并不存在竞争关系，而应该是促进民营经济更好发展的基础。

可见，2008年以来国有经济的发展并不表明国有经济的战略定位发生改变，也不存在什么所谓的国进民退，而只不过是对国有经济的身份、地位以及应该在经济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从产业经济学的角度来观察，市场规模是同种商品及服务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而不是一个不加区分、包括所有商品和服务的一个笼统的有支付能力需求的概念。

[13]相对弱小的民营经济的发展已经或正在越来越多地受到来自外资经济的产业控制、市场限制。进入21世纪后，中国国有经济比重持续下降，甚至已经低于某些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4]黄树东：《大国兴衰——全球化背景下的路线之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82页。这些阐释，不仅拓宽了国有经济作用的领域、范围，而且凸显了社会主义国家国有经济不可替代的功能和作用。

[10] 第五阶段，2008年至今。而同一时期私企的份额从几乎是零攀升到了30.5%。

在2004年的钢铁行业整顿中，为制止钢铁行业的盲目投资行为，民营企业江苏铁本铸钢有限公司因大规模的投资建厂生产钢铁被严格惩处，所有在建项目一律叫停，相关政府官员和银行人员因没有在土地供给和信贷投放上把住关也受到了严厉的惩处。随着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普遍化以及国内竞争的国际化，外资经济与民营经济的短兵相接不可避免。

新常态下民营经济发展路径应该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作出努力。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明确非公有制经济不仅仅是补充，而且是重要组成部分，对个体私营经济要鼓励，引导其健康发展。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大大催化了国有经济改革的步伐，其主要特征就是抓大放小国退民进，大量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被转让给个体、私营经济组织，相应地，国有经济也从一般竞争性领域大范围退出。例如在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遭遇到的所谓铁门玻璃门以及弹簧门等等。参考文献： [1]曹宗平：《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滞后的原因解析》，《黑龙江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据此，按照全面深化改革部署，传统上一直由国有经济控制的自然垄断行业及资源垄断领域将吸引民营经济以包括公私合作（PPP）在内的多种混合所有制形式进入，民营经济应该将其视为一次历史性的机遇而不能视为所谓的陷阱。

民营经济一般集中于竞争性行业。但是，应当看到，市场以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为支撑，市场规模和市场范围不仅是动态的、变化的，在一定的时点上，市场规模和范围还是相对稳定的。

[4]在外资汽车控制中国市场大量份额的情况下，民营经济在中国汽车行业中的地位不言自明。例如，一些地方为了吸引外资，给予外国投资者各种优惠政策，使其获得民营经济不敢奢望的超国民待遇，这造成了内外资竞争起点上的不公平。

由于吸引和利用外资被认为是振兴地方经济的捷径，在很多地方外资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超国民待遇。不仅整车是这样，零部件生产也是如此。